把一切献给党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参加革命，长期奋战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1948年6月被捕，面对酷刑和屠刀，她坚贞不屈、顽强斗争。1949年11月，在重庆解放的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新中国成立后，以江竹筠为人物原型创作的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使她的事迹广为传颂，“江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感动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2009年，江竹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

1939年夏天，正在重庆中国公学就读高中的江竹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入党前，介绍人戴克宇曾问她：“入党后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也可能会牺牲！你是否再三考虑过这些问题？”江竹筠回答说：“要革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安乐与享受，我决定入党，就是决定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江竹筠原以为加入共产党后，可以风风火火地投入抗日宣传、发动群众等学校的各项社会进步活动中去。然而组织却交给她一项意想不到的任务：隐蔽。隐蔽意味着生活的平常无奇，却考验着人的意志与自律。当其他进步同学激情澎湃地发表时局演讲、评论时，她只是一个人在角落里静静地听，不轻易发表看法；在同学们开展歌咏会、话剧表演等活动时，原来酷爱唱歌的江竹筠却不得不克制自己。这一时期严格的自律、“隐蔽”的锻炼，对她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有着重要影响。

1940年秋，江竹筠转移到中华职校学习会计专业，担任该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恰巧她的同学兼挚友何理立也考入该校，但失去了组织联系。何理立一度很苦恼，见到江竹筠后非常高兴，希望她能帮助自己恢复党组织关系。虽然江竹筠对这位挚友非常了解和信任，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只与其保持工作关系，对组织关系一直避而不谈。

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江竹筠团结进步学生，秘密开展党的工作，扎根于群众当中，隐蔽于群众之中。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严密封锁消息，阻止《新华日报》发行，捏造所谓“异党暴乱”等来欺骗群众。为揭露国民党的丑恶罪行，党组织将一批印有八路军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人声明的传单交由江竹筠散发。当时中华职校的三青团分子活动猖獗，形势恐怖。为了完成这次任务，她约上何理立，白天察看地形，晚上行动，把传单放在教室办公室的走廊上，并用小石头给压好。第二天，许多老师和同学们都发现了传单，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同情中国共产党。

江竹筠沉稳谨慎的工作方式，不仅完成党组织交付的各项秘密任务，而且党组织始终未暴露。上级决定交付江竹筠更为重要和机密的任务。后来，江竹筠被任命为重庆新市区委委员，以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办事员的社会职业作为掩护，单线联系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内的女党员。从学校走向社会，江竹筠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工作环境和更为危险的工作方式。为帮助她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川东特委宋林同志传授了许多地下工作的经验：言行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两人开始接头就要约定公开的社会关系是什么，被捕了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保护组织等。

“最普通的人就是最秘密的人”，老宋的这句话让她印象特别深刻，并身体力行。每天早上，她从观音岩临华街的家中步行去曾家岩上班，途中要经过军统和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总部，随时会遇到特务暗探的跟踪盘问，下班后还要安排时间到沙坪坝一带去联系同志，几乎整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之中。她把宋林同志对敌斗争的宝贵经验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向同志们传达上级文件和指示时，她总是先将文件或口头意见记熟才出发，不随身携带任何可能会暴露身份的证据；她始终注意言行举止要符合自己的社会身份，每次去学校联系时，着一身简单的学生服，一点也不引人注目，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个普通的小姑娘竟是共产党员。江竹筠在斗争中成长、在战斗中历练，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从假夫妻到真伴侣

1943年5月，党组织交给江竹筠一项特殊的任务，让她与彭咏梧假扮夫妻，掩护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四川云阳人，1938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万县中心县委巡视员、云阳县委书记，1941年8月调往重庆，担任市委第一委员，领导重庆市地下党工作。他以国民党中央信托局中级职员的社会身份作为掩护，由于没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场所和可靠的助手，工作开展很不方便。党组织决定让江竹筠以“妻子”名义协助彭咏梧工作。

他们把“新家”安在重庆市机房街，这里成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彭咏梧负责联系几十名党员，白天还要正常上班，工作十分繁忙。领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联系党员、布置任务等许多具体的通信联络工作就由江竹筠来做。彭咏梧是信托局的中级职员，家里还经常来一些信托局或金融界的同事朋友，这时江竹筠还要努力扮演与这一身份相符的“彭太太”。从一个穷学生到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太太”，江竹筠虽然时常感到不习惯，但她都努力去适应，不仅瞒过了邻居同事，甚至连她的母亲也没有发现这个女婿竟是“假”的。

1944年春，江竹筠在一次外出工作中，引起了特务的跟踪注意。党组织为安全起见，立即把她转移到成都，两个月后考上了川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在川大，她是学运中最隐蔽的幕后策划者，但她的组织关系依然留在重庆，常写信给彭咏梧报告学习情况。在重庆，缺少“太太”掩护的彭咏梧，工作起来出现了不少的麻烦。他们在一起工作中相互关怀、相互敬重，也渐渐地产生了感情。鉴于这种情况，南方局和重庆市委批准彭咏梧与江竹筠正式结婚。1945年暑假，江竹筠回到重庆，与彭咏梧结为伉俪，成为真正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一起历练的革命夫妻。此时，抗战即将胜利，但胜利后的喜悦很快被内战的阴霾所笼罩。他们将共同迎来更为严峻的考验。

走向学运斗争最前沿

山雨欲来风满楼。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一时间，重庆的斗争形势陡然严峻复杂。7月，党组织决定江竹筠停止川大的学习，回重庆开展地下斗争。此前南方局决定成立重庆地下市委，为配合前线的军事斗争，要求“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开辟第二条战线。江竹筠回到重庆后，协助彭咏梧奔走于各大、中学，联系团结进步学生，争取中间分子，使各校学生运动迅猛开展起来。

1947年2月，市委指派江竹筠直接领导重庆育才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西南学院等学校党的地下工作。这时的江竹筠开始独当一面领导学运工作，勇敢地站到了残酷斗争的最前沿。

育才学校是一所新型学校，党的组织基础较好，建立了以廖意林为书记的党支部。廖意林是从延安派到重庆来的老党员，政治觉悟高，领导能力强。江竹筠与廖意林接上关系后，保持单线联系，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实施方案，一般不过问工作细节，让该校党支部和广大师生积极发挥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西南学院和女子师院两校进步学生多，但没有建立党的组织，许多工作处于自发状态，江竹筠决定以建立党的组织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3月初，江竹筠来到西南学院，找到了该校唯一的地下党员学生罗永晔。通过罗永晔在进步学生中发展了多名党员，建立起学院地下党支部，学校的学运很快有组织地恢复起来，同时还派党员到附近学校开展工作，辐射带动周围学校。之后她把工作重心转到女子师院，与一位名叫赖松的女学生接头联系。赖松是根据南方局青委委派考入该校的进步女青年。经过多次接触考察，江竹筠发现赖松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沉稳机敏。于是，江竹筠把她发展为党员，并结合自身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悉心指导赖松如何在学生中工作，教她如何保护学生领袖，既有效地发动学运又隐蔽自己。不久，女子师院成功建立起党的支部。从此，女子师院的学运有了一个扎根并隐蔽于学生群众中的极富战斗力的领导核心。

重庆是国民党西南统治的中心，特务组织最为严密，他们也加紧对学生的镇压活动。关键时刻，江竹筠频繁与女子师院支部联系，分析敌人的动向，要求她们从最坏的可能性着眼，做好隐蔽工作。1947年5月底6月初，国民党特务两次武装包围女子师院，抓走了13名同学。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党组织都没遭到破坏，没有党员被捕。随即她又积极组织力量营救被捕学生，号召成立科系联席会，宣布罢课，组织“六一”事件后援会，采用请愿、记者招待会等形式，争取社会力量共同声援。在舆论的压力下，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为把全市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彭咏梧、江竹筠等还在学生界中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六一社”，重庆的学运工作走向新的高潮。